[摘要] 温州版“限购令”的松动，尽管引起了极大的关注，但并没有受到很多“责备”，而是更多地被解读为政策的合理纠偏、顺应市场的合理需求。温州地方主政者也反复强调，限购令的调整属于政策向“标配”靠拢，并非“松绑”，不仅没有突破国务院规定的“底线”，而且能够满足被错杀的改善性需求，完全符合政策导向。
温州版“限购令”的松动，尽管引起极大的关注，但并没有受到很多“责备”，而是更多地被解读为政策的合理纠偏、顺应市场的合理需求。温州地方主政者也反复强调，限购令的调整属于政策向“标配”靠拢，并非“松绑”，不仅没有突破国务院规定的“底线”，而且能够满足被错杀的改善性需求，完全符合政策导向。
从温州楼市超长周期下调的走势来看，此次政策调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。自2012年四季度以来，楼市回升趋势逐渐明朗，百城房价同比自去年12月起连续8个月上涨，而温州是主要城市中房价同比连续下降的城市。调整前的“温州版”限购令，其核心内容是“限制本地户籍家庭购买第2套住房”，这在2011年各地贯彻新“国八条”出台的所有“限购令”版本中是最严格的。
2011年如果不严格控制楼市的投机炒作，温州将面临着“实体经济不断下滑”和“房地产泡沫化”相互强化的双重风险。从2006年到2011年，温州市区商品房销售均价从8045元/平方米一路上涨到34674元/平方米，6年当中足足上涨了4.2倍。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温州外向型经济模式受到严重冲击，民间资金大量逃离实体经济而进入房地产开发和购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量民间资金进入楼市，不仅严重放大楼市走向泡沫化的风险，而且让实体经济日益“空心化”。可以说，温州市政府在当时出台最严厉的“限购令”，不仅是为了控制房地产投资炒作，更是为了挽救实体经济，阻止资金向房地产集中，并让资金更多地回流到实体经济中。
多年来，温州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来源于民营经济活力与草根金融动力结合。2011年以来，不仅外需下滑局面未改，而且由于宏观资金面的紧缩，民间借贷链条受到冲击，人工和资金成本上升，实体经济举步维艰。旨在解决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和投资出路的“温州金改”不仅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，而且因为民间借贷风险的爆发而使得传统草根金融的优势丧失殆尽，造成经济增长持续下滑。从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看，上半年温州GDP增速仅为7.4%，远低于浙江省8.3%的增速。下滑最快的是包括房地产在内的第三产业，而这与温州在浙江省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。在经济增长考核的压力下，不得不将经济增长点转向了被持续打压和沉淀民间资金的房地产。房地产颓势如果能够扭转，不仅固定资产投资、地方财政能够恢复增长，而且沉淀在房地产行业上的存量民营资金才能盘活，传统草根金融才能像往常一样正常运转起来，才有可能继续考虑民营经济的发展和转型问题。
对政府而言，温州松绑“限购令”的举动确实属于无奈之举。因为，民营经济举步维艰和实体经济转型困境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，这对地方经济产生非常大的冲击。而对新一届温州地方主政者来说，经济增长绩效考核的压力又很重，短期内可以“拿的起来”的只有房地产，同时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又对民间存量资金的盘活，进而对民营经济至关重要。
但民营经济恶化的生存环境和转型的困境并无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，温州地方政府松动“限购令”的“托市”行为，对温州的经济前景、民营经济的转型和民营银行的发展来说是个非常不好的信号。因为，政府的“托市”行为意味着楼市结束长达22个月的下跌是必然，触底反弹也是必然。尽管沉淀资金有解套的希望，但民营经济衰弱的现状及其面临的约束环境，不仅不会使这些盘活的资金重回实体经济，反而会诱使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房地产，而近期温州楼市因“限购令”放松而回归火爆已经充分说明问题。
进一步讲，温州对于楼市的“托市”行为，可能会让温州走上与其他依赖房地产的内地城市一样的发展道路，即土地财政支持下的“经营城市模式”。对房地产依赖越深，民营经济和民营银行的前景就越黯淡，而从前引以为豪的“温州模式”将渐行渐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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